​自然资源管理背后的社会资本——传统与现代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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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洋的旅游胜地巴厘岛西部的一个偏远沿海社区，由于过度开发和栖息地的破坏使该社区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当地传统的社区制度与后殖民地时代的新民主制度相互交融，使这里成为研究社会资本介入环境问题解决集体行动的难得案例。社会资本连结到集体行动中，发挥着复杂的作用。只有更综合且全面的理解当地社区领导者和普通村民之间的纵向（权限）和横向（团结）关系，并且对不断发展的规则，进行更为细致的制度分析和探索性情景分析后，才能增强相关的干预效果。

偏远渔村的环境问题

位于巴厘岛最西端的偏远渔村Perancak村，政府将其归类为社会经济水平上的中下等。这个村庄位于Perancak河和巴厘岛海峡之间的一条狭窄的海岸带上，距离省会登巴萨（Denpasar）有3小时车程。

Perancak村的位置，图片来自googlemaps

村庄面临着许多极其严重且相互影响的保护问题，包括过度捕捞、海岸侵蚀、红树林破坏和濒危物种贸易等。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当地的习惯法（adat）和政府行政法规（dinas），外部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或政府部门均采取了干预措施。对于某些复杂的环境退化问题，不同方对其治理效力有所不同。

当地社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为了改善自然资源现状，共同参与治理了2个项目：包括努力应对红树林破坏和海龟保护小组。结合当地习惯法以及政府和国际资助的渔业研究中心SEACORM的项目干预，当地有效地控制了因收集薪柴和建造虾塘造成的对红树林的破坏。阶段性成功的共同管理的第二个例子是在Perancak村建立了一个海龟保护小组。巴厘岛一直是非法（但规模庞大）的海龟贸易中心。自1980年代以来，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推动下，以Perancak一个传统捕猎海龟为生的家庭为首，该村于1990年代建立了WWF支持的“海龟巢穴保护计划”。迄今为止，该社区面临的其他重大环境问题既未采取有效的地方行动，也未得到任何级别的政府或外部保护机构的重视，包括海岸侵蚀，旅游开发不受管制和过度捕捞。

Perancak河上的游览渔船，图片来自balitourmagic.com

GPS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14年间，Perancak海岸线已经倒退了60公顷。这意味着许多家庭被迫在村庄的其他地方寻找居住地，小型个体渔民的船泊点受到威胁。沿海土地不断流失的另一个社会经济因素——沿海地区的土地被出售给投资者，用于旅游业和房地产开发。将乡村沿海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外国人，也带来了通往海滩和小渔船停泊的空间问题。

地方治理：受到挑战的社区习惯法

习惯法是巴厘岛的一种地方治理机制，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潜在有效方法，特别是在殖民主义后的印度尼西亚民主时期。只要这些制度对巴厘人具有物质、社会和精神影响，习惯法就会成为有力的工具。但是，地方习惯法规的权限并没有超出制定和执行这些法规的巴厘岛社区。因此，对于某些问题，例如对大型围网捕鱼船队的监管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地方直接控制。

修订村庄习惯法的过程需要通过漫长的社区审议以达成最终的共识，定期进行习惯法的修订，从理论上讲，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机会。然而Perancak村经过有争议的修订过程（并未进行通常需要的广泛公众征询过程）之后，2011年起草的临时新村庄习惯法规几乎没有涉及到上述大多数严重的资源管理问题。除了回避有关红树林开发的管理之外，还避开了有争议的自然资源管理问题，并将其强制性的导向行政法律。一些村民认为未能回应这些问题主要在于习惯法修订缺乏正当程序，以及习惯法决策过程中的“精英获取权利”。

在正常情况下，凝聚力强的社区通常会容忍规则变形，并允许非常规操作，以维护稳定的社会关系（尽管并非没有八卦、猜疑、义愤填膺和其他因竞争而产生的争斗形式），对于最“同质”和团结一致的传统村子更加如此。

集体行动的失败：沿海的海藻床遭到破坏

2012年是巴厘岛海峡沙丁鱼捕捞业崩溃的第二年，一名商人从泗水（印尼第二大城市）来到Perancak，向当地村民提供现金，以收购沿Perancak沿海地带东端的天然海藻。海藻（在当地被称为bulung jaje）被用于制作琼脂，化妆品和其他产品，当时的市场价格很高。由于前两年当地渔业的持续低迷，村民们迫切希望获得收入，便加入收购计划，破坏了海藻床。2012年5月，汹涌的海浪将海岸线海藻床的侵蚀范围从采收地区又向前推进了几米。

巴厘岛上的渔民采收海藻，图片来自Bali Blog

与当地渔民，捕鱼合作社和村庄领导人的访谈揭示生计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持续存在的（但通常是短期的）冲突，以及行动者的多重身份和自身定位的重要性。参与者在自然资源管理问题上就自己的立场进行谈判时所采用的混合身份和存在的利益冲突，对于理解集体行动不作为的两难抉择和对环境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潜在影响至关重要。

针对当地村领导的访谈中发现，他们面临着严重的政治风险和个人压力，不同的需求和利益威胁着团结。在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强大的横向联系可能会挑战或约束同僚的其他努力，以实现哈丁所说的相互胁迫。

规则演变的可能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埃里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工作非常关注共同资源政策问题。在她发表的有关集体行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呼吁研究“规则演变”的过程。本文作者回应奥氏的观点，分析了Perancak村沿海资源治理的一系列潜在方案。这些方案涉及已经在起作用的参与者和机构，但是在垂直和水平、正式和非正式治理关系的表达上侧重点不同。

巴厘岛海洋保护区网络（MPA）的范围，图片来自A. Halik，2014

方案一

政府部门与国际组织机构联合（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保护国际机构（CI）正在促进建立广泛的海洋保护区网络（MPA），通过游说县级政府部门来颁布MPA官方声明。目前这已经被引入国家计划，也受到国际保护机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自然珊瑚三角计划等三方机构的合作推动，计划在2020年将印度尼西亚的MPA网络扩大到2000万公顷。然而，以往的经验表明：在缺乏当地参与和执法支持的情况下，MPA声明不太可能对沿海保护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同时，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地方也很难有效施行，迄今仍缺乏对共同治理的积极承诺。

方案二

通过当地民间组织及对习惯法规的支持（自下而上，具有社区文化背景基础的管理方法）。本地文化和情感层面的民间敏感性曾困扰前村中的长老和一些抵抗海藻采收的村民。因此，可以与当地民间组织一起通过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来推动行动，加强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深入了解和认识宗教、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然而，这种方式缺乏强有力的当地共识或习惯法委员会的支持。尽管使用习惯法规有助于控制红树林的开采，但是习惯法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控制海藻的采收或无节制的捕捞，因为一些利益冲突和相关政府官员在进行严格管控。通过这种方法关注当地环境问题的非正式层面（民间），可能弥补了采收后几个月中出现的社区紧张局势，但情感敏感性无疑导致了推动的搁浅。

方案三

组织间交叉协作（结合方案一和二分别代表纵向及横向的行动战略，在复杂的结构中更加注重过程、含义的形成和行为者的矛盾立场），方案1和2尽管存在局限性，却成为了一种更开放的尝试的起点。集体行动决策的发展可能不是有意识的选择过程（就像在奥斯特罗姆的模型一样），而是由在环境约束范围内行动的个体塑造的更加混乱的拼凑起来的过程。毫无疑问，方案3也容易产生与方案1和2中描述的相同的意外或不良结果。但如果认真设计并对待，它将使保护和发展方面的工作更加灵活地来应对各种选择和方案。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领导力的概念也得到了扩展。尤其是激进或卓越领导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编译文献资源：WarrenC. Leadership, social capital and coastal community resource governance: thecase of the destructive seaweed harvest in West Bali[J]. Human Ecology, 2016,44(3): 329-339.

翻译：林晨

校改：郭郭

编辑：马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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